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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超最新娱乐体验_演员表(2024年12月深度解析)

内容来源：爱魅影影视资源所属栏目：话题更新日期：2024-11-30

邓子超

在功德林中，一些战犯通过改造和表现，最终获得了特赦，可也有极个别战犯死不改悔，甚至私下里搞一些小动作，结果被处决了。位于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监狱，有监房350多间，每间约20平方米，能够容纳超过1000人。这300多间房，又分成高级监区和普通监区。前者为单人单独关押居住，后者为多人群居关押。一些特别重要或健康出现问题的国民党战犯，才有可能住入高级监区，比如杜聿明，就因身体原因最初被关押在了高级监区。资料显示，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有国民党战犯接近200人，绝大部分都是少将以上军官。 1959年，经党中央和毛主席批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特赦了10名战犯，包括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陈长捷、杨伯涛、郑庭笈、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等。这些被特赦的战犯，后来都被妥善的安置了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祖国的建设而添砖加瓦，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然而，也有一些战犯不仅不思悔改，竟然还敢蓄谋越狱，最终被判处死刑，比如邓子超。邓子超，江西石城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跟杜聿明，宋希濂，黄维等都是同学。他参加过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前期曾任江西省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少将军衔。内战时期，他走上了人民的对立面，于1949年在赣州落网，随后被转移至功德林进行关押。很多人都知道，功德林里的战犯，黄埔一期的黄维表现特别顽固，多年来一直拒绝改造，所以他被释放的最晚，直到1975年才被特赦。然而，邓子超表现得比黄维更为极端。他彻底抵触功德林的规章制度，对任何形式的改造活动都持有强烈的反感态度。为了逃避学习，他多次尝试自杀和自残，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更有甚者，他还勾结外部的特务，试图策划暴动。但当时全国都已经解放了，他无疑是以卵击石，注定会遭受严厉的制裁。计划败露之后，邓子超被判处了死刑，随后被处决。其实在功德林中的这200余多名战犯，邓子超之前的恶行并不算太深重，论挨枪子儿也轮不到他。不过，别人来到了功德林之后，大都能意识到自己之前所犯下的过错，并积极接受改造，只有他顽冥不化，也算是罪有应得了。 #大学第一课#

1951 年镇反运动中，多位国民党将领被处决，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原因呢？第一位是陆荫楫，他是保定军校一期学员，与白崇禧是同学，和谷正伦是连襟。曾历任黔军总司令部副官长、十九路军总部及豫鄂皖边区总司令部参谋长。1951 年在贵州罗甸被捕，后被枪决。原因是陆荫楫在抗战期间为讨好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士和爱国人士。第二位是李本一，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一期学员，国民党陆军中将，钢七军军长，白崇禧手下猛将。孟良崮战役时坐看整编 74 师被歼灭。1949 年在广西被俘，后被押解回安徽。1951 年被公审处决，因其在皖南事变中充当急先锋，在新四军根据地大肆屠杀抗日军民三万多人。陈毅对李本一恨之入骨，听说其被捕后要求立即押解回安徽。第三位是杨清海，原东北抗联武装成员。抗战胜利后第二年，竟因一青楼女子判党投敌，带着一百多人投靠国民党。东北解放后，杨清海化装成卖梨花膏的，后被抓捕，1951 年公审后被枪决。第四位是邓子超，黄埔一期学员，原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少将高参。抗战期间因庐山保卫战孤立无援却坚守庐山，硬刚冈村宁次部队一战成名。1950 年在赣州被捕，1951 年公审后被枪决，原因众说纷纭，大致是勾结美国人。第五位是张卓，陆军第一预备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三期步兵科毕业，国民党陆军中将。1949 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他对国民党反攻大陆抱有希望，选择继续潜伏被捕，1951 年公审后枪决。 #镇反运动中的国民党将领命运# #历史的审判与反思# #1951 年的重大事件 #。

被关在功德林的黄埔一期生，7人被特赦1人被枪决关押的八位黄埔一期生分别是: 第一位:杜聿明第二位:黄维第三位:宋希濂第四位:李仙洲第五位:范汉杰第六位:周振强第七位:曾扩情第八位:邓子超其中被枪决的黄埔一期生就是: 顽冥不化的邓子超

八年抗战，中国将士共击毙78名日军大佐。这里面死得最奇葩的，当属饭冢国五郎。当时它正在李白写“日照香炉生紫烟”的香炉峰下拍照臭美，被山上的守军从1000米开外一枪击中。 1938年7月，赣北重镇九江沦陷，时任日寇第11军司令的冈村宁次望着风景秀丽的庐山，画了一张写生图，并制订了占领庐山的计划。因为占领庐山不但是赣北战略计划的一部分，更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因为此时的庐山是中国的“夏都”。然而现实却给了他沉重的一击。庐山的守军是江西保安团第3团和第11团共3000余人，由于庐山周边地区已相继沦陷，整个庐山已经成为一座“孤山”。但就是这座“孤山”，却整整坚守了9个月之久，让冈村宁次无法前进一步。庐山守军的指挥官叫杨遇春，毕业于黄埔军校，曾参加过南昌起义，在井冈山上打过游击，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叛变，加入薛岳的麾下。保安3团团长邓子超是黄埔四期毕业，保安11团团长胡家位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冈村宁次的校友。世人都以为保安团的战斗力不值得一提，但坚守庐山的3000保安团却同仇敌忾、视死如归，让日寇无法前进一步。一位毕业于仙台艺术专科学校的日本兵在日记里写道：“庐山是中国的名胜，前所未有的激战，中队长、小队长战死大大的有，家人团聚的希望是小小的。”几天后，这名日本兵战死在进攻牯岭的路上，日记本也成了保安团的战利品。直到1938年的9月，日军101联队使用了毒气弹，才得以占领庐山南麓的秀峰。秀峰又名香炉峰，1200年前，诗仙李白曾在此写下了“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的名篇，只可惜，这样的美景也因为日寇的到来而蒙尘。饭冢胡子拉碴、相貌狰狞，喜欢光着膀子挥舞军刀，小悮认为这非常符合日本军人的形象，所以早就给他拍过一段电影，在东京各大电影院放映。因为凶残的外形，战绩平平的饭冢被称为“战神”。但这一次，小悮见到饭冢后，发现他虽然胡子更长了，外形更凶恶了，但却透着疲惫。因为守军的顽强抵抗，饭冢连续发动了15次进攻，虽最终依靠毒气弹获胜，但日军也损兵折将，饭冢本人眼睛里也全是血丝。不过饭冢还是非常配合小悮的拍摄。他先是光着膀子挥舞着军刀摆了几个POSE，随后又吼又叫、又蹦又跳，小悮非常满意，为了让饭冢看上去更加威武，他又让饭冢戴上钢盔。没想到这顶钢盔是掉了漆的，在太阳下面闪闪发光，山上的守军很快就发现了下面有一个亮点在上窜下跳，仔细一看，好像是个鬼子。此时他们还不知道这是个大佐，只是看不惯小鬼子那嚣张的样子。守军的一个班长拿了一杆三八大盖过来，朝着山下那个亮点就是一枪。这一枪有如神助，一千米开外，直接把饭冢心脏都打碎了。这个恶贯满盈的鬼子死在了来帮他作秀的记者面前。

功德林里的风云人物：黄埔一期生的命运沉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那段动荡岁月里，为了管理大批被俘的国军将领，全国各地纷纷设立了战犯管理所，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功德林。这里，汇聚了众多曾经的国民党高层人物，他们或因战功显赫，或因政治地位重要，而被关押于此。其中，黄埔一期生的存在更是让功德林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 “功德林，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的。”这句话在当时广为流传，足以说明这里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而在这所特殊的“学校”里，黄埔一期生的身影尤为引人注目。他们中的曾扩情、范汉杰、宋希濂、邓子超、李仙洲、黄维、杜聿明、周振强八人，堪称“黄埔系”的骨干力量，各自在国民政府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立下过赫赫战功。然而，时过境迁，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却成了战犯，被关押在功德林接受思想改造。尽管他们的名声、地位、影响在国民党中数一数二，但在新中国面前，他们都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这八人中，邓子超的命运尤为坎坷。他并非八人中职务最高、作恶最多的人，却因庐山保卫战一战成名，成为国民政府的“抗日英雄”。然而，这位曾经的抗日英雄，在解放战争中并未能继续发挥他的军事才能，反而因早年加入共产党后脱离组织的历史问题，让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变得尴尬。最终，在解放战争接近尾声时，他选择带着家眷徙居赣州，试图逃避即将到来的审判。然而，命运并未因此放过他。1950年，邓子超被逮捕入狱，关进了功德林。在这里，他看到了曾经的战友杜聿明、宋希濂、黄维等人，但他并没有感到丝毫的亲切和温暖，反而因为自己的处境和遭遇而感到不平衡和愤怒。他开始拒绝接受思想改造，甚至企图越狱逃跑。最终，他的极端行为触怒了中央领导，1951年元月，他被下达了枪决的命令。邓子超的遭遇对功德林里的其他国军将领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处境和选择，不少人开始积极接受思想改造，试图重新获得自由和尊严。而在这其中，黄维、宋希濂等人更是成为了改造的积极分子。黄维，这位曾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功德林里一度表现得“顽固不化”。他拒绝接受改造，甚至对共产党的政策表示怀疑和抵触。然而，政府并没有因此放弃他。相反，政府为他提供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医疗待遇，试图通过感化来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最终，在长时间的改造和感化下，黄维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他开始接受共产党的政策，并积极参与改造活动。 1957年，新中国决定释放一批战犯以彰显宽大政策。在首批特赦名单中，杜聿明、曾扩情、周振强、宋希濂四人赫然在列。他们的名字被当众宣布时，功德林里一片沸腾。而黄维、范汉杰、李仙洲等人则露出了羡慕和期待的神情。他们知道，自己离自由的那一天也越来越近了。随着第一批特赦的顺利进行，第二批、第三批特赦也相继展开。范汉杰、李仙洲等人也相继获得了自由。而黄维，这位曾经的“顽固分子”，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改造和感化后，也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特赦日。1975年，黄维被特赦出狱，他终于重新获得了自由和尊严。在功德林里度过了二十余年的黄维，对共产党和新中国有了深刻的认识和感情。他深知自己曾经的错误和过失，也感激共产党和政府对他的宽容和感化。因此，在被特赦后，他选择了留在北京，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从黄维、杜聿明等人的遭遇中，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对待被俘将领的宽容和善意。尽管他们曾经站在新中国的对立面，但新中国并没有因此将他们视为敌人或仇敌。相反，新中国试图通过感化和改造来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重新获得自由和尊严。这种宽容和善意的态度不仅赢得了被俘将领的感激和尊重，也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今，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不禁为新中国对待被俘将领的宽容和善意所感动。同时，我们也应该铭记那些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们，他们的努力和付出将永远被历史所铭记。

1950年代，北京西城区德胜门外功德林路1号，曾是一座关押敌军高级将领的寺庙，后成为历史符号。黄埔军校，这所被誉为“将军摇篮”的军校，自1924年创建至老蒋败退台湾前，共培养了23期学生，其中一期和四期尤为出众。解放战争中，我军俘获众多黄埔一期敌军将领，他们皆为老蒋嫡系，指挥美械王牌部队。在功德林，共有8位黄埔一期战俘，其中7位经改造后获特赦，唯邓子超被枪决。邓子超因坚决抗拒改造，甚至试图越狱和自杀，对其他战俘造成极大负面影响，最终被判处死刑。而其他战俘，如黄维、杜聿明、宋希濂等，虽初时不配合，但在党的宽容和感化下，逐渐接受改造。 1959年，新中国建国十周年之际，特赦在押战犯，包括30名国民党将级、校级战犯，以及伪满、伪蒙战犯等，共33人。其中，关押在北京功德林的原国民党战犯有杜聿明、王耀武等10人，他们曾分别担任国民党高级职务，如杜聿明曾任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王耀武曾任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等。获特赦后，这些战犯开始了新生活，部分人员被安排为全国或地方政协文史专员，积极撰写文史资料，为现代历史留下宝贵资料，同时促进祖国统一。他们中，有人如杜聿明，完成多篇文史资料，成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后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常委和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副组长，1981年因肾衰竭逝世；有人如王耀武，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后因病逝世，骨灰置于八宝山革命公墓；还有人如宋希濂，受到陈赓大将接见，感动不已，后定居美国，积极参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1993年病逝。此外，杨伯涛、郑庭笈、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等也均获特赦，他们在全国政协、黄埔军校同学会等机构任职，积极撰写文史资料，参与祖国统一工作。杨伯涛更是连续当选第六届、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积极捐资修建抗战胜利纪念设施和教育机构，2000年逝世，是功德林首批获特赦十人中最后一位去世的。这些战犯的特赦，不仅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的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取得了伟大成绩，也彰显了党的宽容和感化力量，为新中国历史留下了深刻印记。

功德林关了8个黄埔一期生，最终7人特赦，唯有1人被枪决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党继续一直以来仁慈的原则，没有对国民党将领赶尽杀绝，而是为了更好地管理他们，在我国多个地区设置了战犯管理所。在这些管理所中，又以北京最为著名，因为这里面关押的人的身份都不一般，这些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高级将领之才，像杜聿明、黄维、宋希濂等人。其中就以这八位高级将领最为有名。而在八人中最后有七人被特赦，只有一人却被要求执行枪决。而这个被枪决的人就是黄埔军校毕业生——邓子超！不知道为什么同期战犯都被特赦，唯独就他一人被枪决？ 1951年，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所长接到了这样一个命令－--－处死战俘邓子超。所长接到这个命令的时候，一脸平静，内心也没有一丝波动，似乎早就想到了。邓子超，1899年出生在江西石城，幼时受到辛亥革命的影响。将参军立功的志向记在心里。二十四岁那年，邓子超决定去广州发展，就这样进入了陆军讲武学校，后来直接升入黄埔军校，成为黄埔军校一期生。毕业之后便去参军，自此跟随孙中山先生学习。北伐战争后，邓子超跟随蒋介石继续征战，因其才能卓越，蒋介石对他委以重任。 1935年，邓子超被蒋介石任命为江西保安第十四团团长，镇守庐山阵地。抗日战争爆发，邓子超在庐山埋伏，企图拖住日军，来帮助友方军队撤离。即使日军十分厉害，打得邓子超带领的部队节节败退，但他仍然坚守阵地，积极完成任务。终于战局稳定，邓子超才率领部队退下。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邓子超凭借一腔热血保住了庐山，之后在战场上屡建功勋，蒋介石更加看重邓子超了。后来，参加解放战争，成为我党的敌对势力的重要对象，更是在蒋介石的夸奖和拉拢下，成为蒋介石的忠实部下。 1950年，邓子超在兵败被捕，关押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我党看在他在抗日战场上的不凡成绩，希望他可以在战犯管理所好好地进行思想改造，出来之后能继续有所作为的。但是邓子超内心坚持追随蒋介石，食古不化，这样辜负了我党对他的一片苦心。他在战犯管理所里，不仅拒绝接受思想教育，甚至还伙同其他人谋划越狱，这种行为在战犯管理所里形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就这样，在我党领导人的思考下，觉得他不仅无法进行改造，甚至还会影响别的战犯的思想改造，于是最终决定将邓子超枪决。邓子超也因此成为第一位被枪决的黄埔一期生。我党领导人始终觉得这些接受政府教育改造的国军高将领，说到底都是中国人，只是因为立场不同才会走进歧途。所以国家会好好善待他们。进行改造的人，本以为进入功德林后，会迎来地狱一样的生活，但是国家的仁慈让他们看到了人生的希望。走出功德林后，他们不仅没有受到歧视，反而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彩，将自己的价值重新回报给国家建设。

功德林关了8个黄埔一期生，最后有7个人获得了特赦，唯独有一个人没被赦免被枪决，这个人到底是谁？（信源：决胜岂止在战场--访功德林“北京战犯管理所”原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2022-12-28]）北京城，高墙深院，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推开厚重的铁门，时光仿佛倒流，带我们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去探寻一群特殊“住客”的命运沉浮，他们就是曾叱咤风云的黄埔一期生。 1924年，黄埔军校在广州成立了，一群有志青年聚在一起，他们怀着救国的理想，很多国共两党的高级将领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时光荏苒，曾经的同窗好友最终却走上了不同的路，甚至成了对手。解放战争的硝烟散尽，新中国成立，曾经的“战场对手”变成“阶下之囚”，被关押在全国各地的战犯管理所，其中就包括功德林。在这座特殊的监狱里，八位黄埔一期生再次相遇。他们分别是：曾扩情、范汉杰、宋希濂、邓子超、李仙洲、黄维、杜聿明、周振强，这些人曾是国民党军中的中流砥柱，如今要在这里接受改造，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这八位黄埔一期生，有人积极改造，渴望新生；有人执迷不悟，最终走向毁灭；也有人在漫长的改造过程中，逐渐转变思想，最终为新中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功德林，更像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将这些昔日叱咤风云的人物汇聚于此。邓子超曾是黄埔学生队长，参加过东征、北伐，在抗战中也立下过赫赫战功，尤其是在庐山保卫战中，他率部死守庐山，打出了中国军人的血性。这位抗日英雄在解放战争中选择了错误的一方，最后成了阶下囚。进入功德林后，邓子超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面对昔日的同窗，他并没有表现出久别重逢的喜悦，反而充满了猜忌和不安。他害怕自己曾经加入过共产党，后来又退出的事情被翻旧账，担心自己会遭到清算。恐惧和猜疑，让他变得偏执和极端，他不配合改造，还试图越狱，最终被判处死刑，成为功德林里唯一被处决的黄埔一期生。杜聿明这位曾被誉为“救火队长”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在淮海战役中兵败被俘。他进了功德林后，态度积极。他说：“虽然我们输了几场仗，但我们还是中国人，也要为新中国贡献一份力量。”1959年，杜聿明成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功德林不是地狱，其实它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共产党人没有把他们当成敌人，反而把他们看作是需要帮助和教育的人。通过学习政治理论、参加劳动生产、开展文娱活动，这些曾经的国民党将领逐渐认清了历史的潮流，也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认识。曾扩情出身贫寒，早年受李大钊影响加入共产党，后来却背叛了革命，投靠了蒋介石。他在解放战争期间是国民党政府的重要官员，但在成都解放前，他决定留在了大陆。进入功德林后，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为曾经的选择感到后悔，在改造期间，他努力学习，反思自己，最后获得了特赦。 1959年12月4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礼堂内，气氛庄严肃穆，第一批特赦大会在这里隆重举行。当听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特赦名单上时，几人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起立敬礼，向党和政府表达最诚挚的谢意。 “共产党对我有恩！” 他们走出功德林，迎接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杜聿明等人积极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为国家的发展出谋划策，用实际行动回报党和人民的关爱。他们撰写回忆录，以亲身经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也希望用自己的故事警醒世人，珍惜和平，勿忘历史。李仙洲和范汉杰，这两位黄埔一期的老将，虽然没有赶上第一批特赦，但他们也在第二批特赦名单中获得了自由。走出功德林后，他们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为促进两岸关系发展贡献力量。不过，并不是所有黄埔一期的学生都能及时认清形势，黄维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性格固执，思想保守，沉迷于“永动机”的研究，试图证明自己的“正确”，却在虚幻的世界里越陷越深，白白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1975年，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了，他终于从功德林出来了，那时候他已经71岁了。黄维晚年回忆起自己的一生，心里五味杂陈。他终于明白，共产党才是真正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政党，自己曾经的选择是多么的错误。他积极投身社会活动，为推动两岸和平统一而努力，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弥补过去的错误。 1989年，黄维因病在北京逝世，临终前，他紧紧握住前来探望的老朋友的手，口中喃喃地说：“共产党对我有恩，我对不起党！” 功德林这座特殊的监狱，经历了不少历史变迁，也看到了人性的复杂多面。无论是积极改造还是执迷不悟，他们的故事都值得我们深思，也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

功德林有八位国军高级战俘，七位得到特赦，只有邓子超被下令枪决